上海大学从1922年10月为推进国民革命而诞生，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军队封闭停办，前后经过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时间。笔者较早地研究过上海大学，认为这所学校是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骨干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树一帜，而且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同样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历史地位，其影响更是空前的和长久的。
一、实践国共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思想的指导下，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对中国社会状况和各阶级力量对比有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制订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又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等文件中，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革命联合战线的政策，提出要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民主的联合战线。这是顺应时代发展，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明智之举。
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发生重大变化之时，这年10月，国民党人于右任出任由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称的上海大学校长。办学伊始，为适应革命潮流的需要，于右任请求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共同创办上海大学。同样，中国共产党人也想通过开办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培养革命干部，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这种客观情况，使国共两党合作办学，成为势所必然。
1923年4月，李大钊来沪与孙中山协商国共合作事宜。于右任得到消息后，马上约李大钊会面，与他商讨上海大学校务，并恳请李大钊“(‘上大’)你来办吧，你内行，我外行。”由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职且负责中共北方党务，分身乏术，就推荐邓中夏出任上大总务长(后改称校务长)，负责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同时建议开设社会学系，推荐瞿秋白任系主任。这次商谈，开启了国共合作办学之门。
由于邓、瞿的加盟，给上海大学带来了新气象。邓中夏是中共中央委员，从事过职工教育，领导过工人运动，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很强的办事能力。当时，校长于右任主要从事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并不经常到校视事，许多工作尤其是校务方面的工作，均由邓中夏负责处理。瞿秋白是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920年代初，他有两年多时间在俄国考察，熟悉包括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西方社会的发展现状，对马克思主义有较深的造诣，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亦有较高的修养。1923年初瞿秋白回国后，放弃了优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毅然到上海就任“薪俸极薄”的上大教师。他一到学校，就表示“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热切地希望“上大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尤其是，他发表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提出把“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作为学校的责任，为学校未来的发展，制定了一幅新的蓝图。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得到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接受，并在翌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党的决议等形式加以肯定。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代氛围，成为上海大学继续发展的助推器。在这前后，沈雁冰、蔡和森、安体诚、施存统等当时著名的共产党人，也到上大任教。由于学校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除共产党人之外，也有国民党员，还有无党派人士，按其当时的政治态度而言，则可以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左派以共产党人瞿秋白、邓中夏以及国民党左派邵力子、无党派人士陈望道等为代表，他们呕心沥血，把学校作为宣传革命理论、鼓动国民革命，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场所;中间派以无党派人士居多，他们虽然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但多认真致力于学问的研究和知识的传播;右派以叶楚伧、何世桢、陈德征等国民党右派为代表，他们虽然也在履行教师的责任，但在政治上坚持反对共产党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教师队伍内的矛盾和斗争也开始表面化。1924年春，右派分子陈德征纠集一部分人，公开进行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上大的左派力量针锋相对，团结对敌，发动了一场“驱陈运动”，最后迫使于右任将其解职。此后，一些右派教师自知在上海大学无立足之地，纷纷离校。教师中左派力量取得了绝对优势，掌握了学校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这两所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创办的学校，一直以来就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美誉，并结下了不解之缘。上大教务长邓中夏、社会学主任施存统曾应邀到黄埔军校作《省港罢工之经过》和《革命运动发生之原质》的讲演。上大教员高语罕、萧楚女、安体诚、张秋人等先后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而同为教员的戴季陶则转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卜世畸转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俄文翻译、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转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而上大创始人之一、代理校长邵力子在五卅运动后，应蒋介石邀请离开上大就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由于国共合作，大革命高潮逐步形成，上大除教职人员到黄埔军校任职、讲授外，不少学生也踊跃南下，赴黄埔从军。上大学生张治中早在1924年初就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创办，被蒋介石聘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后转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副、代理总队长，黄埔第四期军官团团长等职。在黄埔军校教职人员中，就有好几位上大学生担任要职，如欧阳继修，即阳翰笙任政治教官，钟复光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胡允恭担任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主编等。实际上，1924年初黄埔军校开学后，上海大学即开始代办黄埔军校招生。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在他主编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上就刊登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启事。上大中共党组织还不断输送学生投笔从戎，投身黄埔，参加国民革命。在这期间，黄埔军校那些学有专长的上大革命师生，发挥了独特的政治优势和教育专长。萧楚女先后在《黄埔日刊》发表《做黄埔学生所要的根本素质》《一年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暗斗及其崩析》等文章，号召黄埔学生坚定做反帝爱国的军人。作为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先后编写了《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国民革命》《中国国民党与劳动运动》《政治学概论》《政治讲义大纲》《国民革命与农民》《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组织群众与煽动群众》等小册子，发表《党纪和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等文章，成为军校学生最喜爱的学习资料。恽代英虽然是“负有实施政治教育全部大权”的主任教官，但他“平易近人，谆谆善诱，有慈母一般的心肠，严师一般的智慧，在他的身上永远都存在磁石吸铁的力量。”引导年轻的军人致力国民革命，以解决中国的问题。
上海大学既是国共合作的时代产物，更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平台，它随着国共合作的发展而发展，也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而消亡。1927年春夏之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人民实行血腥的屠杀政策，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上海大学也难免厄运，最终遭到封闭停办。但上大留下的国共合作办学的佳话，却永存于统一战线的革命史册上。
二、培育革命人才的红色摇篮
上海大学是一所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国共合作创办的文科学校，因而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带有干部培训性质的学校。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上海大学才成为真正培育革命人才的红色摇篮。
中国共产党对于办好上海大学十分重视，并寄予厚望。据刘锡吾回忆：“上大教职员工的任命、学生的情况，都由党中央讨论。”当时，中国共产党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如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萧楚女、张太雷、杨贤江、侯绍裘、沈雁冰、安体诚等，他们从各条战线上先后汇集于上海大学。一方面，他们潜心执教，传授知识;另一方面，发展骨干，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923年夏，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改选后，对全市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统一编成五个组。上海大学组为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组，共十一人，组长林蒸，组员严信民、许德良、瞿秋白、张太雷、黄让之、彭雪梅、施存统、王一知、贺昌、邓中夏。此后，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上海大学组将一批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革命立场坚定的青年学生吸收到党内来。1924年底，上海大学组就由原来的党小组发展成为支部，人数增至二十，他们是：施存统、陶准、朱松年、王一知、彭雪梅、朱义权、李秉乾、郭伯和、许良、韩觉民、恽代英、侯绍裘、高尔柏、黄正厂、徐德据、刘移山、刘一清、钟复光、李咏、韩步先、刘峻山、韩扬初、吴稽夫、刘君蘘、何成湘。上大支部隶属中共闸北部委领导。1926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上大支部扩组为独立支部，直属上海区委领导。这时，上大独立支部已有党员六十人，以高尔柏为支部书记。同年底，党员发展到一百三十人，共编为十二个小组，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坚强的核心领导力量，为培育革命人才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为了培养革命人才，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把上海大学作为系统的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的平台。他们首先在社会学系开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通俗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程，并通过其他课程的辅导，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些重要的理论著作，如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萧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等，主要就是在上大教学活动中形成的。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面，上大在校内还设立书报流通处，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的沪北分销处。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评判反社会主义思想、揭示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书刊，就在这里传入到了上大的师生群体中间，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中国关税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等，受到了上大师生的青睐，为青年学生提供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理论武器，帮助他们尽快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培养革命人才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社会的现实需求，放手让学生们在斗争的实践中提高和成长。上大师生坚持“以改造社会为职志，对于社会事业，尤具勇猛进取精神”，在服务社会中不断磨砺自己。1924年春，上海大学以工友、职员和街道的妇女及青少年为对象，组织平民学校，校址就设在上海大学内。该校纯属义务性质，不仅不收学费，连书籍用品也由学校发给。教员由上大师生担任，许多人就是从这里开始社会活动的。期间，中共党组织还委派上大师生分别到小沙渡、杨树浦、浦东、吴淞等工人集中的地方办起个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在办校的基础上，上大师生还帮助工人建立工会，培养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如顾正红就是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学生。在这同时，上海大学还为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输送了一批批学生和教员，使他们直接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奋斗在中国革命的第一线。
上海大学的师生有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坚持“读活的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他们认为，知识和学问，决不完全在书本上，也不全在教授的口中，他们对于那种“课堂、自修室之外，一步也不走开去;读书之外，一句也不响;写笔记翻字典之外，一动也不动”的偏狭而死的方法，是决不采用的。他们乐意把学到的东西，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社会，切实做到学习不忘革命，为革命而刻苦学习。艺术系的同学以艺术为武器，提出“吾人必须将民众的痛苦之声，假艺术以宣泄之”，因为“革命之手段不一，而假为艺术手段以从事革命，其收效亦大。但目下无产阶级被压迫之时，吾人尤不能不以艺术发泄和安慰被压迫者之痛苦。”社会学系的同学，更强调：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救国的工作是有时间性的——刻不容缓的。”因此，他们无论在假期里，或在平时，或毕业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都自觉地奔赴工厂、农村、学校，向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宣传革命理论，鼓动大家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人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课堂里是殚精竭虑的讨论，街头巷尾是如火如荼的讲演，舞台上是民族的血泪魂灵的活动，刊物与传单是成堆地从印刷所的机口中吐出来……一条心要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凸显了上大师生履行“以改造社会职志”的革命精神。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心哺育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熏陶，特别是通过现实斗争的锤炼，上大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优秀人才。他们中间有为民主革命胜利而牺牲的刘华、何秉彝、郭伯和、秦邦宪等;有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而后去世的王稼祥、张琴秋、杨之华、杨尚昆等。他们的英名和他们卓著的历史贡献，是永垂不朽的。作为“上海大学的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是上海大学一笔璀璨的、永放光彩的历史文化遗产。
三、开展革命斗争的前哨阵地
上海大学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在全国蓬勃兴起和不断推进之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上大的革命精神，迅速转化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在激烈而悲壮的国民革命中，上海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斗争的前哨阵地。
1923年2月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残杀京汉铁路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上海大学师生立即通电全国，“促其一致反抗直系军阀，并提出援助工人的口号”，美术科的同学还成立探美画会，开展览会为工人募捐。这年10月，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导演了一出“贿选总统”的闹剧。上大师生谴斥曹锟“被吴佩孚拥进新华门做木偶”，“他上台后就首先承认了临城案全部的要求，为取得帝国主义者承认他的交换条件，丧权辱国，已达极端。”他们还于双十节联合各学校在闸北地区召开市民大会，“发出通电促全国一致反抗，并在闸北一带举行大规模的示威运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上海大学师生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的洪流。1924年2月，北京学界因反对军阀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司法，蹂躏人权”，起而反抗。上大学生会闻讯后，立即致电北京学生联合总会，表示愿为北京学界后盾，“力请政府罢斥彭允彝”。同年4月，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因要求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竟遭该校校长的殴打。上大女生立即召开大会，“发出文电数通”，《致保定二女师学生电》坚决支持她们“为女子教育前途，誓死奋斗”的精神，表示“愿为后盾”。《致直隶教育所电》指出：“务请速允女生要求，撤换校长”，《致各界通电》狂声呼号，“请求各界，一致赞助救援”，“为保定女师的后援”。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海大学成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眼中的“赤色大本营”，在反帝、反军阀斗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1924年10月10日，上海各界假天后宫总商会召开纪念“双十节”国民大会。上大学生黄仁、郭伯和、何秉彝等前往参加。因发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一切军阀”的演讲，遭到刺花党暴徒的殴打，二十来人受伤，“郭君身受重伤，黄君竟因脑浆震裂而身死。”上大学生会多次发表通电，指出：“黄君之死，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为反对军阀而死，为谋我全人民之利益而死”。他们呼吁：“望我同胞从速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下猛烈之总攻击。”表达他们誓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同年11月，孙中山因冯玉祥邀请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在途经上海时，上大师生列队到江边欢迎，并暗中加以警卫。当时，租界当局十分恐慌，认为“孙文是‘危险人物’，一入租界，必影响于租界治安”。因此，当上大迎接的队伍归来路经法租界嵩山路时，巡捕就将上大校旗夺走，后经严厉交涉，才由巡捕房送回。
激烈的革命言论，接二连三的革命活动，引起在华帝国主义者的极大注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现：“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校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1924年12月9日，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及捕房包探前往上大进行搜查，“搜出五种不同的排外性质书籍三百册”，“搜出社会主义性质之俄文书籍三百四十本”，他们在搜查报告中写道：这些证据“明显地说明了该校约三百个学生的大部分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他们所受的训练，无疑地是企图使他们成为有智力的共产主义宣传家的。”在搜查过程中，他们还亲耳听到学生们的谈话：学生们“谈到在自己国家内屈服于外国压力下之可耻，以及做奴隶之可悲。他们并以十分藐视之口吻谈论着刑事处华藉之职员，指责他们为外国人的奴隶和工具。”于是，工部局“会审公堂”以“出售并被搜出煽动性的书籍之故”，传讯该校校长邵力子到案，指控他“出售《向导周报》，内含仇洋词句”等“违法”条款，后经律师辩护，指出“会审公堂”的控告“主体错误，不能成立”。但工部局仍然蛮横地“判将抄获各书一并销毁，被告交一千元保，担保嗣后上海大学不得有共产计划及宣传共产学说”。这种强权政治，激起了上海大学师生的更大抗争。
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上海大学在这场运动中树起了一面旗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特殊的历史功勋，毫不夸张地说，五卅运动离不开上海大学。早在1924年春开始，上大师生就在沪西、沪东、浦东等工人区办夜校、建工会，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反帝革命高潮准备了条件。当工人领袖顾正红惨遭日本资本家枪杀，租界当局企图封锁消息时，5月24日上大学生带着红旗，前往潭子湾参加追悼顾正红的群众大会，他们一路示威游行，散发传单，揭露事实真相，途经普陀路时遭到英国巡捕阻拦，当即有4名学生被捕，这是五卅运动中最早被关入租界巡捕房监狱的中国人。五卅当天，上大学生会组织了由400余人参加，共计38组之多的“学生讲演团”，一大早就进入南京路新世界到抛球场一带，与工人宣传队一起，向市民、店员慷慨陈词，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在与英巡捕面对面的斗争中，上大学生始终站在最前列。何秉彝同学英勇牺牲，在中弹后还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一天，上大有13人受伤，130多人被捕。从6月1日开始，上大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行列，“一时沪上各报都竞载该校消息，上大威名遂震惊全国。此一时期，学生个个生龙活虎似的，各种文化运动，各种革命集会，以及一切反军阀反帝斗争，无不以该校学生为台柱。”
同样，上大的教师不仅在校内指导学生斗争，还发动组织教师投入运动。以上大教职员为主体，最早召集上海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就五卅事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民众的力量和政治、法律、外交等14个专题，提出积极主张，向人民大众作系统宣讲，有力地推动了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五卅运动中，上大曾被租界和万国商团解散、占领，但上大师生依然高举旗帜，坚持斗争，未有半步退缩。“五卅时代的上大，上大的影响五卅，中国虽大，实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坚强堡垒，有人将上海大学与百年名校北京大学相提并论，称之为：“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如果说，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祥地的话，那么上海大学就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沿阵地。
四、革新近代教育的历史丰碑
上海大学以其别具一格的教育理念、学科设置和教学方法等崭新面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陈腐、混乱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对近代先进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积极求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熠熠生辉的历史丰碑。
首先，上海大学的教育理念在当时有了一个本质上的突破。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逐步加深，社会各个层面提倡的教育理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但其宗旨却始终脱离不了时代和历史的痕迹。清末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辛亥革命后民国临时政府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北京政府则提出：“爱国、崇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为宗旨”，与清末政府所提大同小异;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教育调查会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本义，废止过去的教育宗旨;杜威等来华，又提倡实用主义教育方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大学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1923年春，在邓中夏参加制定的学校规划中就提出：“为应社会之需求”。同年8月，瞿秋白进一步明确指出：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因此，上大应当具有时代性、革命性，才能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和革命的责任。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呢?瞿秋白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外国银行团把持中国的“国家经济生活”，“左右中国商界的金融”，面对“现代社会最复杂的现象”，“中国的思想界里不期然而然便要发生所谓‘改造社会’的思潮”。但是“以这等简单的头脑”，是无法研究这种“复杂的对象”的，为此要“由空想论的社会主义思想进于更有系统的社会科学之研究，以求确切的了解其所要改造之对象，亦即为实际行动所推演求进的结果”。这种高屋建瓴的现代教育理念，为上海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次，上海大学的学科设置在当时也是别具一格的。上大不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而是一所文科学校。瞿秋白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中，早就对上大的学科设置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规划。瞿秋白认为：“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因此，上大应设置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根据瞿秋白的设想，上大社会科学院应当包括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哲学系、史学系;文艺院包括文学系和艺术系，其中文学系又包括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艺术系则包括绘画系、音乐系、雕刻系。后来由于经费、设备和师资等原因，瞿秋白的计划虽未能全部实现，但这一规划与当时教育界陈腐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比照。除上文涉及学校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外，上大的学科设置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尽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围绕社会科学的学科内涵，上大各系开设的课程具有广泛的知识性，包括一般原理、历史及研究现状。以社会学系为例，其必修课有社会学原理、中外社会变迁史、社会进化论、现代社会、社会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青年问题、经济学及经济史、政治学及政治学史、法律学及法律学史、历史哲学、生物哲学、中国近百年史等;选修课则有国际法、宪法、民法、刑法通论、农业财政、商业政策、工业政策、世界语、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科学方法论、中国哲学史、美学等等。此外，学校还开设了英、德、俄、日四种外文课，要求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两门外文。这样的课程设置，从文、史、哲、经、法、外等各个学科领域多管齐下，为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通才”，但同时又为日后从事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最后，上大的教学方法更是与当时的各种各类学校不可同日而语。上大把适当的课堂教学作为教学活动中一个重要环节，但又特别重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根据社会的需求和社会的现状，上大的教员为了培养“建国人才，备为世用”，坚持“乐得英才而教之”的方针，他们“不象别的大学教授，跑上讲坛，口讲指画了一点钟，便跑了，一切都不管”，总是认真地不厌其烦地加于指导，帮助学生切实理解。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际斗争的结合，凸显了上大教学方法的时代特色。上大的课堂教学，一般都采取讨论式的讲授方法，许多教师在上课之前，先把讲义发给学生，到上课时，则在讲义的基础上补充具体的鲜活的材料，依据同学的实际水平，进行讲解，并组织课堂讨论，教师一起参加，突出重点地启发引导。与课堂教学相配合，上大开展了生动活泼的课外教学活动，其主要形式包括开设特别讲座、举办讲学会、邀请中外专家学者或社会名流来校演讲。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邵力子、董亦湘、郭沫若、杨杏佛、马君武、胡适之、汪精卫、叶楚伧、戴季陶、何世桢等，都是这一活动的主讲人。这些特别讲座和学术报告，有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有的宣传唯心主义，有的联系当前的社会实际，有的则从学术的层面加于阐述，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互相抵制，但对于学生了解不同的思想观点，扩大知识面，开阔思路，却帮助甚大。而且，学校还积极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类型的学术团体，召开各种类型的学习交流会，让各种思想、各种理论、各种学术观点，在这里各抒己见、自由讨论，在广泛接触各种社会思潮中提升辨析能力，增强知识面。
综上所述，在上大这块教学阵地上，生气勃勃的课堂教学，别开生面的课外教学活动，使学生们在不知不觉中轻轻松松地获得真才实学。特别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也为无产阶级干部教育事业开拓了一代新的学风，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