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庆榴
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4—1927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黄埔军校创办于地方未靖，政局动荡之时，办学条件差，设施简陋，但为何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办成一所饮誉中外的军事、政治名校?
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意见。基本的看法是：设政治部以开展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是黄埔军校重大的创举;政治部是共产党主持的部门，地位重要，发挥的作用重要，是该校举足轻重的一个部;在黄埔军校的教育中，政治教育是优势和强项;黄埔军校办学成功，与军校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展，有密切的关联。
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创立
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创立，并非承传于中国旧式军校。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未设政治部，不开(普通意义上的)政治课。在军校设“政治部”以主持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是黄埔军校的首创。
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创立，也不是承接于国民党的传统。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虽出现过“政治部”三个字，但罕有开展活动的记载。黄埔军校政治部第一任主任戴季陶，在第一期开学(1924年6月16日)后的第三天(即6月19日)已经离任，在该校只讲过零星几节课;第二任主任邵元冲，在职仅二、三个月，讲过《各国革命史略》。老国民党人对政治工作既不善长，也不热心。戴、邵二位对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谈不上有何建树。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主要是在共产党人主持下开展起来的。
黄埔军校从创办之日起，即有共产党人到校工作或学习。第一期学生入校前(1924年5月前)已加入共产党者，共有30多人。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时，该校有中共党员500多人，约占前四期学生总数(约5千人)之10%。据大略估算，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在该校工作、学习过的中共党员，共达千人以上(当时全党不足6万人)，目前能查到姓名者，共有780多人(未含武汉等分校)。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工作后，即1924年11月之后，黄埔军校政治部即由共产党人主持。该部主要干部，多数是共产党员，如周恩来(主任)、鲁易(副主任)、聂荣臻(政治部秘书)、邵力子(主任)、熊雄(代主任)、恽代英(政治主任教官)、欧阳继修(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孙炳文(政治主任教官)、韩麟符(军官政治研究班政治主任教官)以及陈启修、熊锐、萧楚女、张秋人、王懋廷、李求实(政治教官)等。
查《陆军军官学校教职员一览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该校“最初组织官长名录”内，有共产党员11人。据《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省档案馆校编)：第二期“政治部”干部在册15人，已知共产党员10人;第三期“政治部”干部在册30人，已知共产党员14人;第四期“政治部”干部在册80多人，已知共产党员近30人。
总之，黄埔军校之设政治部，在中国军事院校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破天荒之举。由共产党人主持的政治部，在黄埔军校各部中，不仅重要地位，并且最具活力，是该校的亮色和光点所在。
军校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主要是开展军校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和战时政治工作。这是具有开创意义、对黄埔建校建军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对中国革命有着深远影响的三项重要实践。
第一、军校政治教育。在军校内开展政治教育，本身是对以往旧式军校的超越。军校政治教育的宗旨和目的，是培植军人正确的政治意识，更新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通过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教学安排，并采取各种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形式，开展普遍的、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落实孙中山以“主义感召”军人的设想，让“主义建校”和“思想建军”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让它变成可行、可操作、可转化为军事能量的现实路径。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后，在共产党人的主持、引领之下，该校政治教育深入进行，各项活动日益活跃。周恩来、聂荣臻、熊雄、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王懋廷、李求实等，是黄埔军校政治讲坛的主力。毛泽东、刘少奇、鲁迅等，也到黄埔军校作过讲演。
政治教育在黄埔军校的开展，是该校区别于旧式军校的主要标志，为黄埔军校“思想建校”和“政治建军”，奠定了基础。
第二、军队政治工作。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组建教导团(最初两个团)，从此，黄埔军校建立了军队，称“校军”;接着是教导团改编为“党军”(1925年5月);然后是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1925年秋)。自从建立了军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便从课堂进入军营，发展成为军队政治工作。
军队政治工作的对象是部队官兵，主要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在部队设“党代表”、“政治部”和“党部”，以实施革命党对革命军队的领导，落实孙中山“以校建军”、“以党领军”的宏愿。
1925年9月，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这是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的开始。随后，周恩来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黄埔军校一批教官、职员和学生，分别担任部队各级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
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除建立、健全和执行“以党领军”整套制度外，还须联系形势、任务和部队实际，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提升官兵政治素质，提高作战能力。
在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从课堂推进至军营，发展为军队政治工作，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第三、战时政治工作。黄埔军校成立后，教官、职员、学生先后参加平定商团(1924年8至10月)、第一次东征(1925年春)、回师广州(6月)、第二次东征(10至11月)和北伐战争(1926年夏后)，长期处于战时状态。军队政治工作，很快发展成为战时政治工作。
战时政治工作不但面对本军，还要协调军政、军民、友军关系，并在革命军所到之处，开展“建党”和“建政”工作，以发动组织民众，鼓舞振奋我军，瓦解敌军，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第一次东征途中(1925年2月6日)，在东莞商务会欢迎东征军的会议上，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发表讲话，其中说：“兴利除弊，乃政治部之责任”，宣布由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处理军政、军民关系。此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政治工作走出校门和军营，向战区拓展的一个标志性场景。
两次东征期间，周恩来受命担任“国民党东江组织主任”，负责在东征军占领区组建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军校政治部已着手开展地方行政工作。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也就在广东东江之惠州、潮汕和兴梅地区(当时共25县)，建立革命政权，出任行政长官。这是军事运动与政权建设互相推动的一项新实践。周恩来是共产党人担任地方行政首长的第一人。中共潮梅特委，也是在东征中组建起来的。
战时政治工作的开展，对军校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又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以上，军校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和战时政治工作的开展，是共产党人在参加黄埔建校建军工作、主持“政治部”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联系中国实际而辛勤开垦的一片新领地。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并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开拓，是黄埔军校最重要的创制所在。黄埔军校许多教官、职员和学生，是在投身这三项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增设“政治科”——将黄埔军校办成军事与政治并重的学校
黄埔军校前三期设有短期政治训练班，但未有“政治科”之设。该校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3月)后，增设“政治科”，等于在黄埔军校之内，下设一个二级学院。这是该校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与进展。增设之“政治科”，由该校“政治部”主持。此举改变了黄埔军校的学科属性，使这所学校从单一的军事学校，变成军事与政治并重的学校。
黄埔军校“政治科”在第四、第五期各计划招生500人，大批量培养军队政治干部。第四期1926年3月入学，10月毕业;第五期11月入学。将政治学科办成如此规模，为当时国内各种学校所未有。
为了举办“政治科”，黄埔军校“政治部”扩充了干部，配备了强有力的教学团队。政治部主任邵力子、代主任熊雄之下，设置了“政治主任教官”和“政治教官”。其中“政治主任教官”为前三期所未有的建置。“政治主任教官”先后为高语罕(中山舰事件时被蒋逐离)、恽代英(1926年5至12月)和孙炳文(1927年春);“政治教官”主要有于树德、陈启修、安体诚、李合林、张秋人、王懋廷等;随后陆续调入韩麟符(军官政治研究班政治主任教官)、萧楚女、熊锐、李求实、施存统、陈日新、黄克谦、欧阳继修(阳翰笙)等。这些人均为共产党员，是党内当时著名的学者或理论家。此时在“政治部”工作的，还有杨其纲、邝鄘、毛泽覃、宛希先、王尚德等。政治教育的教学方针，是两个“打成一片”——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方面，也有许多新的举措。
第四期“政治科”的学生，有贝介甫、周恩寿、王侃予，霍步青、霍锟镛、夏尺冰、陆更夫、曾中圣、李逸民、于以振，李运昌、袁国平等等。走出黄埔军校的大门，他们活跃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抗日战争时，战斗在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的代表人物谢晋元，就是第四期“政治科”的学生。
由上可知，黄埔军校“政治科”积极推进军校政治教育，致力于运用革命理论武装人、提升人，不但打开了政治教育的崭新局面，而且盘活了黄埔军校的教育。特别是“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虽然黑云压城于一时，但由于“政治科”举办等原因，校内始终正气张扬，这对黄埔军校统战大局的稳定，起了积极的重大的作用。
致力于办报办刊，开拓舆论宣传阵地
报刊工作是开展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的重要平台。致力于办报、办刊，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开拓舆论宣传阵地的一大举措。前期，黄埔军校办有《中国军人》、《青年军人》(后名《革命军》)、《黄埔潮半周刊》;后期办有《黄埔日刊》、《黄埔潮周刊》、《先声旬刊》(后名《民众的武力》)、《黄埔旬刊》等等。
《黄埔日刊》原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是由该校“政治部”主办的一张校报。1926年5月改为名《黄埔日刊》，刷新版面，扩大发行。此举显而有应对突发事变(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驱散政治阴云、引领思想政治工作的用意。该报日发行量达3、4万份。其编者、撰稿者安体诚(政治教官，《黄埔日刊》主编)、宋云彬(“政治部”编纂股长)、张鸿沉(张竟若)、罗懋其、尹伯休等，当时均为共产党员。这张报纸对驱散中山舰事件阴云，引导教职员学生明辨政治方向，张扬正气，振奋人心，发挥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当时，黄埔军校教职员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施存统、李元杰等;各期学生蒋先云、杨其纲、游步仁、王一飞、周逸群、胡秉铎、熊受萱、曾中生、郭俊英(郭化若)、叶书(李逸民)、袁裕(袁国平)、吴善珍(吴奚如)、陶铸等，在校内、校外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或讲演。黄埔军校堪称精神产品之高产区，所推出的作品，激浊扬清，有破有立，并有一定的思想、学术深度，其中不乏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联俄、联共，维护国共合作之作。
读黄埔军校各种出版物，可知黄埔军校虽然“姓军”，但是“文”的一面相当出色。黄埔军校之报纸、期刊，亦为该校的“特色课堂”之一，是一校教官、职员、学生抒发革命胸襟、悠悠情怀的平台。当时的讲坛、文苑，百家腾跃，风操卓荦，这是黄埔军校的一道亮色。
“黄埔精神”的培育
1926年9月23日，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安体诚发表《什么是黄埔精神》，文中说：黄埔军校“有它的特殊精神存在”，这种精神有以名之，名曰“黄埔精神”!
安教官此文的要点，一是“黄埔精神”是“信仰并真正实行中山主义”，建立在爱国、革命基础之上的精神;二是“黄埔精神”的形成既受“历史与环境的支配”，又是“各分子人为的努力”的结果;三是弘扬“黄埔精神”是黄埔军人的“本分和使命”。
安教官这篇文章，是“黄埔精神”一语在传媒上的首次亮相。
“黄埔精神”是爱国革命、精诚团结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核心是爱国和革命。这是与黄埔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即革命人生观联系在一起的。安教官指出“黄埔精神”的形成既受历史与环境的支配，又是“人为的努力”的结果，对“黄埔精神”的形成，作了深刻的阐明。
所谓“人为的努力”，当然与黄埔军校政治部开展的工作相关，质言之，“黄埔精神”就是军校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的成效在精神领域的体现。“黄埔精神”的形成，亦与战场历练相关。有人归纳说：淡水大捷(1925年2月)，是“黄埔精神”之锋芒初试;棉湖大捷(3月)，是“黄埔精神”之异彩绽放;惠州攻城之役(10月)，是“黄埔精神”的发扬光大。军校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加上战场历练，使军人的血性与尚武精神，得以提升。
“黄埔精神”一经形成，即成为全校教官、职员和学生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对黄埔军人的行为，特别是对他们的战场表现能起到规范和激励作用的精神因素。坚守和发扬“黄埔精神”，可转化为物质力量，释放出军事能量。
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办校
黄埔军校的创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压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黄埔军校往何处去?令人担忧。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统一领导下，黄埔军校(政治部)共产党人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化解危局、维护国共合作及开拓新局面的工作。主要的措施，一、成立中共黄埔党团，加强党内教育，统一思想认识，努力稳定和巩固党的组织。二、维护统战大局，坚持团结办校。既坚决抵制蒋介石的“退党”诱逼，又实行必要的退让;既坚持原则，坚守底线，又调整策略，顾全大局;既开展斗争，但斗而不破。三、坚守岗位，充实、加强本校政治部的工作，致力办好新设的“政治科”，引领舆论宣传，明辨政治方向，弘扬革命正气等等。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通过化解危局，积极开拓，既稳定、巩固了黄埔军校共产党的组织，同时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大局，维护了团结办校的原则和方向。黄埔军校办学的热潮，因之持续高涨，第四期学生2200多人，准期于1926年10月毕业;第五期招生2260多人，于11月间开学;第六期入伍生招生4400多人。“到黄埔去”——依然是各方热血青年的衷心向往。
结语
黄埔军校既学军事，也学政治。通观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教学团队强，教学、训练坚持从实际出发，重操场训练，重野外演习，以战场为课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如此等等。凡此，均为该校军事教育的常态，史有佳评。然而，毕竟是受制于环境和条件，该校军事教学与训练，难于按部就班进行。故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两相比较，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更具优势与成效，堪称为该校教育的强项。
黄埔军校教育的强项或曰优势，毫无疑问，就是该校政治部艰辛探索、大力开展的军校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丰富并提升了黄埔军校的教育，指引了人才成长之路。政治部对该校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业绩所在，是共产党人对黄埔建校、建军的贡献所在。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