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成立的黄埔军校，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大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共同创办的一所军校。而在此之前的1922年10月，在国共两党酝酿合作之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已共同创立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一文一武，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与干部，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社会上赢得了“文有上大，武有黄埔”“武有黄埔，文有上大”“武黄埔，文上大”等赞誉。而“文有上大，武有黄埔”这句话，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成功贯彻实践的重要体现。
一、上海大学参与了黄埔军校招生的报名、考试、阅卷和录取等工作
黄埔军校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故称黄埔军校。孙中山在他的革命实践中，曾因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依靠旧军阀的军队进行革命斗争而屡受挫折与失败，使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提出以黄埔旧有的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校址，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标志着黄埔军校的正式成立。
1.上海大学是黄埔军校的秘密报名招生与考试点
1924年2月28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一次各部联席会议，商讨黄埔军校军官招生接洽事宜。29日，考生开始报名，上海大学为秘密报名点之一。到3月10日，报名截止，共有186人报名。3月12日下午1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大学举行了黄埔军校新生录取的考试，应考者有173人，有10多人虽报了名但未来参加考试。上海大学教授施存统、陈望道、恽代英等担任了考试的监考工作。这次在上海大学的考试，用于香烟点心的费用为2.37元，用于车马费用为4.6元。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叶楚伧、戴季陶及谢持、邓演达等5人负责考试阅卷工作。
3月13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毛泽东、瞿秋白、汪精卫、叶楚伧、茅祖权、胡汉民等出席。当时，瞿秋白、叶楚伧等都在上海大学担任教授。这次会议专门对在上海的黄埔军校招生事宜进行解释和部署。内容包括：招生名额、录取名额、补考安排、初试录取者赴广州复试的路费发放等事宜。3月14日，考试成绩揭晓，实际录取130人。这130人都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统一安排发放有关证件和赴广州参加复试的路费。
关于上海大学作为黄埔军校的报名点和考试场所，根据上海大学学生孙仲宇回忆，并不只限于黄埔军校的第一期。他说：“上大对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是积极协助的。1925年下半年在青云路校内曾帮助黄埔军校秘密招生。应征的各地青年都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介绍报考而后送到广州去。”
2.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参加了黄埔军校学生的招生与录取工作
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与录取工作，得到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大力支持。上海大学不但作为黄埔军校的报名点和考试场所，于右任自己又亲任考卷的阅卷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郑子明、周凤岐两人，当年从陕西渭北千里迢迢赶到上海来参加考试，到上海后一时无处寄宿，于右任就安排他们住在自己寓所，热情招待了这两位青年学子。郑子明后来还回忆起这段经历，说：“于先生和我们促膝相谈。记得先生讲道：‘今南北对峙，北洋派系斗争激烈，似有新的分裂。南方各军阀表面拥护孙先生，实际内心各怀鬼胎。孙先生(注：指孙中山)拟组建自己的军队，苏俄大力支持，先创办军官学校，训练干部。年初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改组，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还讲到孙先生之新三民主义，北方人知之甚少，应大力宣传。方今之世，惟唤起民众至为重要。侃侃而谈，使我们茅塞顿开。先生忧国爱民之情，溢于言表。”郑子明、周凤岐在上海通过考试以后，于右任又给邓演达写了介绍信，并各送郑、周路费30元，让他们搭火轮船取道香港赴广州。在上海的黄埔军校招生工作已经完成以后，又有陕籍学生杜聿明、关麟征、张耀明等30余人赶到上海，找到于右任住所请求于右任帮助。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于右任不忍心让这些青年失望，于是决定以自己个人的名义介绍他们直接去黄埔。为了使事情成功，作为书法家的于右任当着杜聿明等人的面，撰写了一副对联，请学生们带给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于右任说：“我写的这副对联，暗含着两条革命口号。上联‘登高望远海’，指打倒帝国主义，下联‘立马定中原’，指打倒卖国军阀。你们一路上可要小心带好。这就是你们进黄埔的入学介绍书。”后来蒋介石读了这副对联，竟非常高兴，认为这副对联恰好说中了自己的雄心。当即吩咐勤务兵张挂起来，而且要挂在自己办公室内最显眼的位置上。后来蒋介石当面交代黄埔军校专门负责录取新生的人说：“于先生送来的学生全部收下!”这也成就了杜聿明、关麟征、张耀明等后来成为中国军队中的抗日战争名将。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在回忆中也讲到于右任说：“孙中山要推进国民革命，当时特别重视吸收北方的学生。陕西的考生在广州总考试中，有些是不合格的，但靠于右任的保荐，也都录取了。”
二、上海大学为黄埔军校输送了大量学员和教官、职员
1.从上海大学考入黄埔军校的历届学员
上海大学学生张开元在回忆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本校学生因而投笔从戎转入该校者为数甚多。计第一期至第六期，无届无之，尤以一至四期为独多”。细数黄埔军校历届学员中来自上海大学在校学生者，可以断定张开元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据不完全统计，来自上海大学的黄埔军校历届学生包括：
第一期学员有许继慎、曹渊、张其雄、杨溥泉、曹蕴真、徐石麟、王逸常、徐梦秋、袁恕之、张其雄、覃恩等人。
第二期学员有蔡鸿猷、邱清泉等人。
第三期学员有程锡简、吴震等人。
第四期学员有季步高、李逸民、胡睦修、张曙云、吴维中、蒋坚忍等人。
第六期学员有周文在、周大根等，还有一些学员如向浒、徐鹏翥、皮言智、杨觉天等，属于黄埔军校哪一期不详。
关于上海大学学生参加黄埔军校学习，除了学生自己报名以外，上海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都参与了人员的挑选推荐。1926年7月，在一份共青团《上海大学特别支部工作报告》中谈到“团内分子的变动”，称“入黄埔及农民运动讲习所各一人”。
2.上海大学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奉命到黄埔军校任职任教
在黄埔军校的教师、职员队伍中，有一批来自上海大学的教师和学生。
其中教师有安体诚，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6年夏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戴季陶，上海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后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卜世畸，上海大学俄文教员、上海大学平民学校主任，1924年4月，离开上海大学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俄文翻译，1925年春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元冲，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24年9月赴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兼代理政治部主任等职;邵力子，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上海大学代理校长，1925年1月到广州任黄埔军校秘书长、政治部主任;高语罕，1925年任上海大学教授，1926年被派往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兼入伍生部党代表、共产党黄埔军校党团书记;施存统，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第二任系主任，1926年下半年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张秋人，上海大学英文教授兼中学部英文教员，1926年3月奉命到广州，先在毛泽东主持的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员，后调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恽代英，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6年5月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1月，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总教官;萧楚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多次应邀到黄埔军校发表演说，1926年底，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上海大学学生到黄埔军校任职任教的有张治中，1923年进上海大学跟随瞿秋白学习俄文，1924年初到黄埔军校任教官、学生队总队长;阳翰笙，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1926年1月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中共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总支书记;罗髫渔，1923年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胡允恭，1923年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25年担任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主编;杨达，1925年初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26年到黄埔军校工作;张庆孚，1923年前后进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26年8月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钟复光，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1926年春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另外，上海大学学生柯柏年(即李春蕃)，1925年8月，应广东澄海中学校长杜国庠的邀请，到澄海中学任教，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25年11月，应周恩来邀请到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讲课。梁伯隆，1924年秋，从他学习的上海震旦大学到黄埔军校任职。1925年春因病回沪继续在震旦大学学习。五卅运动后，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5月，陕西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的王尚德遭直系军阀刘镇华通缉，潜至上海，通过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吉国桢接上党的关系，然后给原上海大学教授、已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去信，由恽代英介绍赴广州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任科员。
三、上海大学师生对黄埔军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
从黄埔军校建校伊始到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上海大学先后有一大批教师和学生到黄埔军校任职任教和学习，对黄埔军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
一是上海大学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和上海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不断输送党员、团员到黄埔军校任职、任教和学习。其中既有施存统、恽代英、高语罕、安体诚、张秋人、萧楚女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有像阳翰笙、张庆孚、罗髫渔、胡允恭、杨达、钟复光、柯柏年、梁伯隆、张其雄、曹蕴真、王逸常、蔡鸿猷、程锡简、吴震、吴维中、周文在等青年学生。还有一些从上海大学进入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入校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曹渊、许继慎、季步高、李逸民、皮言智、徐鹏翥、杨溥泉等。关于上海大学学生参加黄埔军校学习，上海大学的青年团组织也参与推荐和选拔。1926年7月，在一份共青团《上海大学特别支部工作汇报》中谈到“团内分子的变动”，记有“入黄埔及农民运动讲习所各一人。”上海大学这些师生来到黄埔军校以后，扩大了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力量，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力。
二是最早提出“黄埔精神”这个概念的安体诚曾是上海大学教授。安体诚，河北唐山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成立之前，安体诚在上海大学任教授，讲授现代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他的《现代经济学》讲义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书店出版。1926年夏，安体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安排，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并于当年9月23日在《黄埔日刊》发表了《什么是黄埔精神?》。在这篇文章中安体诚写道：黄埔精神“是充满着信仰并实行真正中山主义的革命军人精神”，“除了它所具之一般的军人精神，如不怕死，甚至有政治主张(不论何种)和我们个人主观所希望的外，分析它的特具的精神，可说黄埔精神是建筑在总理所定的‘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上的”。“总结黄埔学校这历史的和客观的特殊性质，我们现在可以说：黄埔精神，是坚信并实行总理所定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军人的精神。”
三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积极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黄埔军校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仿效苏联红军，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军校的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主持的。戴季陶、邵元冲都担任过政治部主任，但任职时间很短，而且政治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军校的政治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周恩来到职后，“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部内增加了部员，分为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到各股任职。政治部负责制定士兵政治训练计划;举行学生政治讨论，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出刊物、办墙报，教歌曲。周恩来除指导、落实政治部各项工作外，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其中，来自上海大学的王逸常、柯柏年等，就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25年9月，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不再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但他“仍以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通过在军校任职的共产党员鲁易、熊雄、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继续领导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其中，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都是从上海大学来到黄埔军校的。
四是提高了黄埔军校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水平。从上海大学走进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员，有着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如施存统、恽代英、高语罕、安体诚、张秋人、萧楚女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们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对黄埔军校的学员宣传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来自上海大学的学员，其中大部分在上海大学就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启蒙和教育，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因此，他们成为学员中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骨干。从总体上看，从上海大学到黄埔军校任教的教员和学习的学生，对提高黄埔军校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为什么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都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都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两所学校一文一武，一在上海一在广州，为什么两者之间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都是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合作的产物，革命目标是一致的。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这个《议决案》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在党的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在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其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张国焘、蔡和森等先后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从而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从组织上作了准备。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成为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于1922年10月成立的上海大学和于1924年6月成立的黄埔军校，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已经提出、国共合作已经开始酝酿和正式形成这样的大背景下先后问世的。在大革命时期，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都坚持反帝和反对反动军阀，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1939年3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陕北公学和职工学校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这是毛泽东对上海大学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一个高度评价。黄埔军校成立以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迅速发展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的、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学校。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不少师生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和国民政府的骨干。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都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创办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创建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7月3日，陈独秀致函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称：“我们不但为国民党办了一个军校(注：指黄埔军校)，改组了《民国日报》而且还举办了一个比军校更大的单位——上海大学。”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将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建设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的。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之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归根结底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所决定的。
(作者系上海大学副教授，现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教授协会会长、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关工委常务副主任)